从雍城到阿房宫:秦人都城变迁史
2016-09-07 16:17:37   来源:三联生活周刊 微博   评论:0 点击:

文章来源:三联生活周刊 微博作者:贾冬婷 在都城营造上,秦人一开始就展现了其摒弃传统的一面:相对于《周礼》的中规中矩,讲求实用的秦更倾向于《管子》顺应自然的营城思想——因天材,就地利,故城郭不必中
文章来源:三联生活周刊 微博   作者:贾冬婷

 在都城营造上,秦人一开始就展现了其摒弃传统的一面:相对于《周礼》的中规中矩,讲求实用的秦更倾向于《管子》顺应自然的营城思想——“因天材,就地利,故城郭不必中规矩,道路不必中准绳。”及至秦一统天下,帝都咸阳更被构想为“象天法地”的宇宙之都,兴极而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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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秦建筑顺应自然环境,讲求实用,建筑结构简单、样式粗犷、风格大气,与秦人气质相符。图为大战前夕,秦惠文王在咸阳城鼓舞士气。

  九都八迁:实用主义建都之源

  在有史实记载时,秦人已经迁移到西部了。这段历史和非子有关,此人是一个高明的牧马人,为周王室牧养马匹,在公元前897年被周王赐为附庸,得到了一块封地,位于现在甘肃天水礼县附近的西犬丘,这也是秦的第一个都城所在地。考古对礼县境内大堡子山秦公墓地的确认也支持了这一点,在此发现了属于诸侯级的中字形墓葬及其他陪葬坑。此后秦人与周王朝关系逐渐贴近,秦先祖从附庸到西垂大夫,再到秦襄公因护驾周平王东迁而被册封为诸侯,才得以越过陇山进入关中地区。自西犬丘始,秦历经九都八迁,秦、汧、汧渭之会、平阳、雍城、泾阳和栎阳、咸阳。迁移方向非常明确,一路向东,最终回归东方,而且取“文王作丰,武王理镐”的正统周都城而代之,完成了一个历史大回环。

  秦为什么频繁迁都?曾任陕西省考古研究所秦汉研究室主任的王学理认为,其原因不是出于外族威胁或其他外部因素的干预,而完全是随着内部经济发展和政治形势的变化采取的主动措施。在秦成为诸侯国后,虽得到了周天子的承诺,若秦打退控制岐以西之地的戎狄,便将此地赐予秦,但当时连周天子也被逼得东徙洛阳,这无疑是一张空头支票。因此当时还被东方各国以“戎狄遇之”的秦采取步步为营、稳扎稳打的办法,每前进一步都扎根下来,建立都城,扩展领土。从实际结果看,在秦越过陇山后,从汧河岸边,到汧渭之会,再到渭河岸边,八百里秦川,其都城的地形越来越开阔,土地越来越肥沃,交通越来越发达,迁都其实也是一个不断选择和利用地利的过程。

  西北大学文博学院院长徐卫民认为,雍城以前的陇东地区秦都城,还处在探索阶段,秦当时的国力还弱小,其都城的规模,仅有一两个宫殿或宗庙而已,只是拉开了发展的序幕。而经反复选择定都雍城后,在此安居长达327年,才逐步确立了逐鹿中原的强国梦想。

  陕西省考古研究所的田亚岐自80年代就开始主持雍城考古。在他眼中,这片位于凤翔县城南的区域较秦之前的几个都邑有显著优势:定都雍城前,临时都城平阳地处渭河盆地,地势低洼,而且夹在渭河、秦岭和凤翔原之间,地窄路隘,无论是东进还是西守,或向南北扩展都受到极大的限制。而凤翔一带位于关中平原的西部,南为雍水,北为汧山,是当时通往西南、西北地区的唯一交通要道,而且土壤肥沃,易于农业发展。

  经过2000多年的风雨剥蚀,故都雍城的地面建筑已荡然无存。从上世纪30年代起,经文献探寻到考古勘探、试掘、发掘,雍城遗址的轮廓范围逐渐显现:由城址、秦公陵园、国人墓葬区、汧河流域早期秦文化遗址和郊外秦汉行宫建筑遗址组成,总面积约为51平方公里。其宫殿的奢华,从《史记》中的一则记载中可见一斑。秦穆公时期,戎族的由余来到尚在修建的秦都城,不禁感叹:“使鬼为之,则劳神矣;使人为之,亦苦民矣。”

  遵循了《管子·乘马》中的营城思路,“凡立国都,非于大山之下,必于广川之上。高毋近旱而水用足,下毋近水而沟防省。因天材,就地利,故城郭不必中规矩,道路不必中准绳”。雍城可以作为秦都城顺应自然的一个样本,首先是借助水源的多重城防体系。田亚岐告诉本刊,初期雍城以四周的雍水河、纸坊河、塔寺河,以及凤凰泉河环围,由于当时的河水丰沛,河谷纵深,自然河流便成为“以水御敌于城外”的主要城防设施。这种情形与礼县大堡子山、圆顶子山秦西犬丘城的防御体系如出一辙,也是对文献所载“城堑河濒”的实景解读。而到了战国时期,列国形势突变,攻伐谋略上升,秦国在原“以水御敌”基础上再构筑城墙,加上因筑墙取土所形成的沟壕,增加了多重防御屏障。田亚岐说,之前关于早期秦国是否筑了城墙一直无实例佐证,去年他们通过对雍城所有城墙遗迹点梳理,最终探知了城墙的基本走向,而且在墙体夯土内发现了秦早期陶片,从而初步推断如《史记·秦本纪》“悼公二年,城雍”记载的可靠性,即秦国在都雍城近200年之后才正式构筑城墙,土源分别取之于城内和城外开挖的护城河。  

  通过对城址及其周边地理环境考察,考古学者们发现,雍城城内布局也顺应了当时的自然环境。因为雍城西北高,东南低,加之从北部雍山一带的水流通过白起河及多条河流穿城而过,使当时的雍城成为“水”中之城,从而形成了当时城内布局“顺河而建,沿河而居”的情景。在都城内,除众多人口所居,推断有农田耕作,加上雍城数条河流构建的丰沛水资源,以及城外植被茂密的林区环境,提供了富实的渔猎经济,多元经济结构壮大了秦国国力,成就了秦公让“子孙饮马于河”的东扩愿望。

  雍城的建筑形态也呈现出向秦“重天子之威”的转折,正从周宗法社会的宗庙中心制向秦的宫殿中心制过渡。田亚岐在去年主持的对雍城城址区的大规模调查中发现,姚家岗建筑遗址区初步显现出秦早期传承周制,为寝庙合一模式;而在马家庄春秋宫殿、宗庙区则发现,庙、寝分开且平行,说明这时的秦人已不把宗庙看得那么至高无上了,人的地位在上升。后来到了咸阳,则发生了进一步演变,为突出天子之威,朝寝处于国都中心,而宗庙已经降至次要地位,置于南郊。

  公元前305年,商鞅进行第二次变法的一项重大措施,

  收复河西失地,已经由雍城迁都至泾阳,继而又到“北却戎翟,东通三晋”的伐魏前线栎阳,但这些都是战略指挥中心性质的临时都城。泾阳,考古上尚未发现踪迹;栎阳,平地起夯,不挖机槽,便是有力证明。某种意义上,也表明了秦的实用主义建都思想。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雍城仍是一座“圣城”,那里折射着秦国从小到大、从弱到强的发展轨迹,而且是先王宫殿和陵寝的所在,是祀天的中心,以至于直到迁都咸阳的100年后,嬴政的加冠典礼仍要到雍城去举行。

  陕西省凤翔县的秦公一号大墓。春秋战国时期的雍城就位于今日凤翔县区域内。 

  陕西省凤翔县的秦公一号大墓。春秋战国时期的雍城就位于今日凤翔县区域内。

  咸阳宫:“高台榭,美宫室,以鸣得意”

  只有站在咸阳宫遗址上,才能体会秦孝公和商鞅当年迁都于此的深意。这片遗址位于咸阳窑店镇一带,13号公路覆压原宫城西墙而过,几个经发掘为宫殿遗存的夯土台基被等高的荒草包围。登上夯土台,一片豁然开朗:向南远眺,是浩浩荡荡的渭水,向北望去,则是峰峦起伏的北陵。王学理在上世纪60年代初和70年代两次来到这里进行考古发掘,他告诉本刊,窑店镇一带的地形由渭河台地、黄土台原和介于两者之间的“二道原”组成,前有泾渭交汇,环绕东壁,形成天然屏障,后有广阔平原赖以资助,守在中央、居高临下的原上,确实具备“据山河之固,东向以制诸侯”的战略条件。更大范围看,战国时期流行一种对关中的笼统比喻,即“四塞之国”:东函谷、南武关、西散关、北萧关。再加上又是以土壤肥沃著称的“陆海”,可以想象地处关中平原中央的咸阳的优势,是理想的建都之地。

  窑店镇牛羊村这块引人注目的夯土台基是王学理他们1973年发掘出来的,现存东西长60米,南北宽45米,残高6米。经后来的发掘复原才发现,这块土台只是西端的一部分遗存,原来的基础部分占地还要大得多,是个多层次、多居室构成的高台宫室建筑,考古学者称之为“秦咸阳一号宫殿遗址”。王学理解释,这一建筑平面应为地跨今牛羊沟的“凹”字状,东西长177米。两端各有一个高台建筑,南北进深45米,可惜东端台基早年遭到破坏而不存。中间的门道,自然成了东西两部分建筑的南北轴线,也已被后期的牛羊沟水所破坏。

  “咸阳宫一号宫殿遗址”是流行于战国到西汉时期的高台建筑的典型代表。曾为之绘制复原图的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杨鸿勋在他的《宫殿考古通论》中指出,所谓高台建筑,是以高大的夯土台为基础和核心,在夯土版筑的台上层层建屋,木构架紧密依附夯土台而形成土木混合的结构体系。通过将若干较小的单体建筑聚合组织在一个夯土台上,取得体量较大、形式多变的建筑式样。这种建筑外观宏伟,位置高敞,非常适合宫殿建筑的需求。东周时期,势力壮大的各诸侯国不按礼制行事,以独立王国自居,在都城营造上互相攀比,筑台之风盛极一时,“高台榭,美宫室,以鸣得意”。

  《史记·秦始皇本纪》载“自雍门以东至泾渭,殿屋复道周阁相属”,其中的阁就是阁道——高架的道路,它间接表明咸阳宫许多宫室殿屋都是建造在高台上的,所以才需要用高架道路相联系,以免上下之烦。“咸阳宫一号宫殿”也是这样一个下为“阙道”,上有“飞阁”、复道相连的两观形式的高台建筑。据王学理当年的考古发现,“一号宫殿”建在两个高达17米的夯土台基之上,由底到顶各有三层。以西台为例,底层的南北共有单独居室7间,外圈设回廊一周。顶层有大的主室,是宴会、待宾之处,南通“露台”,北连“榭”,东邻“曲阁”,西设卧室与盥洗之室。各室内地面平整光滑、坚硬而呈暗红色,同文献中“土被朱紫”的记载吻合,墙上还绘有黑色“壁带”和彩画。将一号和三号宫殿中的壁画残片结合来看,构成一幅被激活的动态画面:七套四马一车的车马,以道路和树木衬托。据考证,咸阳宫壁画与秦陵车马一样,表现了皇帝云游奔驰于林阴驰道的图景。壁画整体采取侧面鸟瞰角度,平涂晕染兼施,局部画面采用了剪影效果。画面上并行奔驰的四匹马均呈枣红色,马首配有白色面具,马身则由三轭与车伞顶端相连。奔马前后腿分开,造型生动,动感很强。宫殿亦入画,四重檐分上下两层,用立凤、门吏衬托,正体现了当时盛行的高台建筑风格。

  王学理认为,“咸阳宫一号宫殿遗址”其实应为“冀阙”。据《史记·秦本纪》载,孝公“十二年,作为咸阳,筑冀阙,秦徙都之”。筑冀阙,是为都城行奠基礼,也是作为国君权威的标识。他解释,“阙”出现于先秦时期,是立于城门外的一对多层建筑物,在此处公布法令、告示于民。因此,“筑冀阙”在秦孝公和商鞅的意识中有特殊的地位,他们不仅用这一庄严场所宣布一系列改革法令,而且是向世人宣示政治改革的决心,这也是从雍城迁都咸阳的用意之一。王学理指出,经考古探知,“一号宫殿”庞大巍峨的建筑体量、重叠繁重的高台宫室、凌空干云的飞阁复道,雄踞咸阳北陵之地,又有宽阔的“御道”由原下拾级而上。那么,这对阙居两旁,中央为道的对称高台建筑,不是冀阙又会是什么呢?

 王学理说,“一号宫殿”后部和东西两翼分布着共八处大型宫殿遗址,中间还有带状夯土链接的迹象,不难看出:以“冀阙”为开端,咸阳都城建设在140年间渐次展开,达到“自雍门以东至泾渭,殿屋复道,周阁相属”的规模,演变成历史上著名的“咸阳宫”。从冀阙到咸阳宫的变化,也表明从秦孝公到秦始皇时期,咸阳北阪建筑群落是为历代秦王处理政务、宴会群臣、接待来使的主要宫室。秦始皇二十年,燕太子丹派荆轲使秦献图,“秦王闻之,大喜,乃朝服,设九宾,见燕使者咸阳宫”,没想到“图穷匕现”,差点丢了性命。始皇三十五年,在渭河南岸上林苑中营造阿房宫的同时,秦始皇“听事,群臣受决事,悉于咸阳宫”。又如《史记·秦始皇本纪》所载:“二十六年……收天下兵,聚之咸阳,销以为钟鐻金人十二,各重千石,置迁宫中。”王学理相信,这只闻其声、不见其面的十二金人确有实物,铸成后最早应置于咸阳宫。他指出,十二是六的倍数,符合秦“数以六为纪”的规定。而始皇统一六国,志得意满,又有“大人”出现并视之为祥瑞,故铜铸“以象之”。

  至于“秦每破诸侯,写仿其官室,作之咸阳北阪上,南临渭。自雍门以东至泾渭,殿屋复道周阁相属。所得诸侯美人、钟鼓以充入之”,也可一窥秦一统天下后舍我其谁的心态。这神秘的“六国宫室”,据推测离咸阳宫不远。王学理告诉本刊,在宫城附近西起毛王沟、东到杨家湾的咸阳二级阶地上,秦建筑遗址分布稠密,其中也出土过燕国、楚国、齐国形制的瓦当,不过与秦瓦当、汉初瓦当混在一起,或可说明,仿建六国宫室有杂糅,有并蓄,已部分“秦化”,而秦宫未毁于火的,可能被汉继续修葺使用。

  咸阳宫遗址 

  咸阳宫遗址

  象天法地:浪漫主义的帝王想象

  在对都城咸阳的最初布局中,秦的政治中心设置在渭北,寝庙和苑囿则分列于渭南的东西两区,诸多的宫殿建筑都是以渭水为东西轴线,向南北伸展开来。到了秦始皇时代,国都规模扩大,内容增多,在布局上也被编织进了更具浪漫主义色彩的帝王想象中。正如《三辅黄图》中所说:“始皇兼天下,都咸阳,因北陵营殿,端门四达,以则紫宫,象帝居。渭水贯都,以象天汉;横桥南渡,以法牵牛。”有趣的是,以每年10月黄昏时分今西安上空的天象印证,秦都咸阳附近的宫庙阁道建筑与天河星象在平面上极为相近。

  秦始皇依照“象天法地”重新进行都城布局,是为了强调君权神授,将“人界”与“神界”高高在上的统治权威相呼应。首先是将“咸阳宫”与天帝居住的“紫宫”相对应。“紫宫”即紫微垣,位于北天中央位置,故又称中宫,北极居其中,众星四布以拱之,也可称作天极。地面上,咸阳宫在渭水北岸,为主宰人间的天之骄子——皇帝所居,以其为中心,各宫庙环列周围形成拱卫之势,构成“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的格局。其后中国历代的皇宫皆有“紫宫”之称,又因皇宫有城垣且禁人出入,故常称之为“紫禁城”。渭河象征着天上的银河。银河又称天河、天汉,冬季初夜,横亘天际,各个星座分布于河中及其两岸。地面上,渭河东西横穿咸阳,南北两岸宫庙台苑建筑错落有序,与天上群星上下交辉,垂直相映。渭桥则象征着天上的阁道星。据《史记·天官书》,“紫宫……后六星绝汉抵营室,曰阁道”。阁道六星位于紫微宫之后,在银河中南北排成一条直线,横跨银河。位于咸阳宫南部渭河上的桥梁,后代称横桥,秦昭王时创建,始皇帝又有扩建,横贯南北,并通过复道、阁道建筑把地面上的咸阳宫与阿房宫连接起来,正像天上的阁道星连接紫宫与营室一样。后建的阿房宫则象征着天上的营室星。营室在飞马星座内,在银河以南,阁道南偏西处,也是帝王之居。《晋书·天文志》:“营室二星,天子之宫也。一曰玄宫,一曰清庙。离宫六星,天子之别宫。”地面上的阿房宫位于渭河南岸,渭桥南偏西处,正与天上的营室垂直相对。至于秦咸阳其他重要建筑实体,似乎也都能从天上找到它对应的星宿,如咸阳宫东侧的兰池宫与紫宫东侧的咸池星对应,横桥南侧的极庙与阁道星南侧的娄宿对应,渭河南岸的上林苑与银河南侧之天苑星对应。

  秦始皇的好大喜功,从咸阳鼎盛时期宫殿楼台的数目上可见一斑。唐代诗人李商隐在其《咸阳》一诗中写道:“咸阳宫阙郁嵯峨,六国楼台艳绮罗。”王学理指出,关于咸阳宫殿的具体数目,各种文献中基本一致,“离宫三百”,即便是约数,也应当相差无几。再看扩大后秦咸阳城的规模,《长安志》中具体到“表河以为秦东门,表汧以为秦西门”。黄河和汧水之间相距近400公里,而两处分别作为都城的东门和西门,这显然有扩张成分。王学理认为,这是一种带有象征意义的说法,强调这两个门有如关梁一样重要,是秦人豪放气势的一种表现。

  秦的外扩心态也体现在其“重城轻郭”方面。多年来,考古学者一直没有在咸阳找到秦的外郭城,越来越多学者主张,秦根本就没有形成真正的外郭城。王学理认为,随着秦兼并战争的胜利,都城咸阳不断扩大,有利的军事形势助长了秦君王的贪欲,大概从思想深处就不愿意考虑都城的防守功能。徐卫民也支持这一观点,他认为,秦人从一进入关中,便是一个进攻性的民族,其思维方式是进攻型的,从秦穆公开始便以霸业为主要功业,独霸西戎,开地千里,益国十二。秦孝公时,欲复穆公之故地,到秦昭王、庄襄王、秦始皇时,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立志统一全国,成为他们矢志不移的目标。因此,欲把都城修建成“筑城以卫君,造郭以守民”的内外二城制不符合秦人的思维方式。此外,秦都咸阳从孝公筑冀阙开始,从未停止扩建,从渭北延伸到渭南,到了秦始皇更是好大喜功,甚至修建阿房宫代替咸阳宫为朝宫,欲把都城的规模无限制扩大,当然不愿用外郭城把自己束缚起来。  

  而“象天法地”的地上都城营造思想,也如法炮制到了秦始皇陵墓内,甚至“上具天文,下具地理”。曾在秦始皇陵考古14年的王学理感叹,这个神秘的地下宫殿,可说是天地一体的宇宙模拟,也可说是大千世界的浓缩。震惊世界的兵马俑只是揭开了一角,而隐蔽在陵墓内的大部分,只能通过《史记·秦始皇本纪》中绘声绘色的描述去想象:“始皇初即位,穿治骊山,及并天下,天下徒送诣七十余万人,穿三泉,下铜而致椁,宫观百官奇器珍怪徙臧满之。令匠作机弩矢,有所穿近者辄射之。以水银为百川江河大海,机相灌输,上具天文,下具地理。以人鱼膏为烛,度不灭者久之。”

  在地宫里,“以水银为百川江河大海,机相灌输”,乍看起来让人难以置信。而地矿部物化探研究所1981年底用“汞量测量”方法取样分析,竟发现墓内有一个面积达1.2万平方米的“汞异常”区,汞含量的变化在70~1500ppb,其平均值205ppb,比背景平均值35ppb高出5.9倍。由此证明始皇陵墓内藏有水银记载的可靠性,并推断陵墓未被盗发。王学理认为,利用水银的剧毒特性防盗,并在墓顶上绘制“天象图”,把墓室做成当时中国的地理模型,也与秦始皇志得意满的心态相吻合。如此一来,就把从天上到地下的无限宇宙,浓缩到了一个有限空间里。在生前和死后,秦始皇都在统治着这个世界。

  1988年为加拿大电影局来华拍摄《秦始皇与兵马俑》环幕电影在咸阳建造的“秦宫”,次年作为人造景区向游人开放,于2008年拆除 

  1988年为加拿大电影局来华拍摄《秦始皇与兵马俑》环幕电影在咸阳建造的“秦宫”,次年作为人造景区向游人开放,于2008年拆除

  阿房宫:未建成的亡国象征

  原阿房宫考古队队长、中国社科院考古所研究员李毓芳提醒本刊记者注意那些2200多年前的夯土台基。仔细观察,夯土纵切面就像石壁一样硬实,黄土分层十分细密,几乎找不到砂石甚至杂草。很多与土打了一辈子交道的考古学者来了这里都感叹,从来没有见过这么细的黄土!探究它的形成过程,也是观察与长城、秦始皇陵并称秦始皇三大工程之一的阿房宫的一个侧面。

  先来看看这个夯土台基的规模。据2002年开始在阿房宫主持发掘的李毓芳测量,这块台基东西长1270米,南北宽426米,现高12米,而这还只是阿房宫前殿遗址。什么概念呢?故宫从景山到午门长961米,比这个夯土台小很多。如今前殿遗址上被四个自然村覆盖,随着多年来的人为蚕食,台基上的三分之一已经建了房子。考古测知,在这个夯土台基之上,西、北、东三面已夯筑土墙,墙顶部铺了瓦,南墙则没有修建。考古队驻地所在的村庄就建在东墙上,从这里穿越村庄和果林走到西墙,要十几分钟。

  这么大的夯土台基,土是怎么运来的呢?50年前杨鸿勋第一次来到这里,他当时听村里的老人讲,附近村子有个大鱼塘,就是当年挖土形成的。具体的运输方式,是通过一字长蛇阵,一个人挨着一个人地排长队,手递手传递筐篮,形成人的传送带。辗转运来的土,也还要经过多道工序。杨鸿勋知道,地质学上把这种土叫作马兰黄土,土质细腻,按说直接打夯土就行了。但是里面有少量杂质,石灰质结核,老百姓叫作“料姜石”,一块块硬疙瘩,像吃的姜一样,但比姜小。当时秦始皇的施工要求高,土运来要全部过筛子,把杂质筛出去。这样还不行,据说,还要在工地上支起大锅,劈柴烧火,炒熟了才能打夯。炒熟也是为了一种工程质量的保证,因为黄土里面有各种昆虫的卵,有草籽,要全部炒死,否则一旦长起来,大殿就会长草或者生虫。

  在秦始皇“渭水贯都,以象天汉”的宏伟规划中,阿房宫是渭南的标志性建筑,建成后将取代渭北咸阳宫的新朝宫。《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乃营建朝宫渭南上林苑中,先作前殿阿房,东西五百步,南北五十丈,上可以坐万人,下可以建五丈旗……”到了唐代诗人杜牧笔下,更是激发了人们对于这座宏大宫殿的无穷想象:“六王毕,四海一。蜀山兀,阿房出。覆压三百余里,隔离天日。五步一楼,十步一阁,一日之内,一宫之间,而气候不齐……”

  文学描写毕竟不能作为实据。李毓芳说,她2002年10月来到这里,也是为了揭开这一历史谜团,希望通过调查、勘探和发掘等考古手段来确定阿房宫遗址的范围。他们当初的设想是,这里应该是一个大的宫殿遗址群落。没想到,在夯土台基上挖了一年,只是发现了东、西、北三面夯土墙,这三面墙里都没有发现秦代文化层和秦代宫殿建筑遗迹,而南面连墙都没有。种种迹象表明,阿房宫仅有一座未建成的前殿而已。李毓芳说,《史记·秦始皇本纪》早有记载:“阿房宫未成;成,欲更择令名名之。作宫阿房,故天下谓之阿房宫。”南宋程大昌《雍录》说阿房宫,“上可坐万人,下可建五丈旗者,乃其立模,期使及此”,其实也已经明确地指出了,以上种种宏伟构想只停留在纸面上,未能得以实施。

  不仅如此,阿房宫考古队也没有在前殿遗址上发现被火烧过的秦代建筑堆积层。为了避免遗漏任何焦土痕迹,探眼密度达到了每平方米5个,钻探了数万个孔后,仍没有发现火烧痕迹,土壤取样中也没有发现炭粒。李毓芳推断,所谓“项羽火烧阿房宫”也是个历史误会。事实上,阿房宫只有这么一座并未建成的前殿,项羽为什么要大老远跑到渭河南边来烧这个没有建成的建筑呢?《史记·项羽本纪》说项羽,“烧秦宫室,火三月不灭”。司马迁并没有说火烧的是阿房宫,更可能的是指咸阳宫等宫殿,只是后人以阿房宫来泛指整个咸阳宫殿群了。

  宫未成,但人们对阿房宫所代表的秦宫的想象不止。为了给之后的遗址保护提供依据,自2004年11月开始,阿房宫考古队的工作重心就移到寻找和确定阿房宫遗址范围上面来了。在这一过程中,他们已经勘探、发掘了七座战国时期秦国修建的皇家公园上林苑内的宫殿建筑,其中有四座建筑还沿用到了汉代,成为汉代上林苑中的宫殿建筑。目前,在前殿遗址为中心的区域内正在建阿房宫考古遗址公园,而对面一个“锦绣阿房”人造景观刚刚被拆除。

  阿房宫于公元前212年始建,修了不到两年秦始皇猝死。秦二世登基的公元前209年启动重修,不久陈胜、吴广起义,秦二世自杀。某种意义上说,劳民伤财的阿房宫是秦灭亡的一个象征物。中国秦汉史研究会会长、前陕西省博物馆馆长周天游对本刊分析,阿房宫是秦价值观的集中体现。和儒家的内敛不同,秦的价值观是外扩的,什么都追求大,宫室要大,都城要大,疆域要大,而且要调动全国所有的人力、物力、财力来集中力量办大事。秦帝国确实在短时间内奠定了很多历代延续的制度,但同时也超越了当时的社会承受能力。

  至于影响深远的杜牧的《阿房宫赋》,周天游说,杜牧是受到汉赋铺陈的影响,把阿房宫形容得天花乱坠,富于幻想。杜牧在文章最后指出:“呜呼!灭六国者六国也,非秦也;族秦者秦也,非天下也。……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作于唐敬宗宝历元年的这篇文章,其实是对当朝的一种影射,杜牧自己在《上知己文章启》中也写明了,“宝历大起宫室,广声色,故作《阿房宫赋》”。阿房宫的象征意义由此定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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