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人孙皓晖:用500万言触摸大秦帝国
2014-09-09 23:24:45   来源:网络资料   评论:0 点击:

500万言一部文学巨著,240集电视连续剧,完成这样一个浩大的文化工程,证明被称为 中国人的DNA的秦人一出手,会大显性格中的血气和争心。孙皓晖也直言:倾心大秦帝国,就是证明秦帝国时代,只有秦帝国时代,才是
500万言一部文学巨著,240集电视连续剧,完成这样一个浩大的文化工程,证明被称为 “中国人的DNA”的秦人一出手,会大显性格中的“血气”和“争心”。孙皓晖也直言:倾心大秦帝国,就是证明秦帝国时代,只有秦帝国时代,才是中国文明的正源。如果没有一种强大昂扬的时代精神,秦帝国不会有如此伟大的文明创造。这不仅仅是逻辑推理,更重要的,它是历史事实。对于那个时代的时代精神,有典型的两句话可以标示:一是战国韩非子说的“大争之世,多事之时”,二是春秋晏子说的“凡有血气,皆有争心”。

他出生在陕西三原的古郑国渠畔,古老的土地悠远的传说为他的思想镌刻上大秦浓浓的国风;他是获国务院首批特殊津贴的法学专家,却在事业如日中天之时辞去大学教授职务千里迢迢来到海南岛,潜心著书十几年;他而立之年才开始文学写作,但一出手就是让世人惊叹的“深水-炸-弹”,他用6部11卷504万字铸造了他心中的大秦帝国;在当今的娱乐时代,历史逐渐成为消费品,他用理性光芒为“秦朝崛起”寻找出内在的逻辑,为中华民族的强大溯本正源。
《大秦帝国》开篇第一句话就是:大秦帝国是中国文明的正源。孙皓晖力图再现那个最值得中国人骄傲的、充满英雄主义与进取精神的时代;再现帝国先民们在粗砺简朴的生活方式中本色奋发的生命状态;再现大秦帝国艰难走出旧时代阴影,全力开创新文明的沧桑巨变。在《大秦帝国》小说中我们看到的是一个个变革者可歌可泣的英雄史诗。一句句“赳赳老秦,共赴国难”让秦朝在多少次灭国之虞中坚强挺立,直至一统六国;让多少见口号必称假、脸上习惯性露出不屑笑容的80后、90后热泪盈眶,激动莫名。2008年茅盾文学奖终审评委谢有顺不吝溢美之词:“《大秦帝国》下届(茅盾文学奖)肯定有戏!”
《大秦帝国》的成功不仅于此,由孙皓晖担任编剧、黄健中担任导演的电视剧 《大秦帝国》在美国中文台、日本NHK电视台、韩国电视台等相继播出,好评如潮。作为网民收视兴趣晴雨表的“迅雷看看”排行榜上,《大秦帝国》也雄踞榜首一个多月。他居住海南,深居简出,然而纵使古巷深深,却也难挡扑面酒香,新华社、南方日报、南方都市报等大牌媒体记者纷至沓来。
这就是秦人孙皓晖和他的大秦帝国,他带着秦人的魄力,秦人的见识,秦人的大气,用如椽大笔成就了一场艰苦卓越的文化探源与思想跋涉。让我们在与他的交流中去品鉴孙皓晖笔中那波澜壮阔的“大秦帝国”。
秦风秦地的文学种子
记者:是何种原因想到写《大秦帝国》这样一部煌煌巨著?
孙皓晖:具体地说,是因为对中国文明史的思索引起的。80年代及90年代初,中国社会有一个急迫思索的时期。那时,对中国文明的评判流行两种理念:一种是黄色文明落后论,一种是中国文明酱缸论。基于对中国文明史的基本了解,我反对这两种理论。一个唯一以其本原形态延续了五千余年的文明,如何就能没有自己独特的优势,如何就已经不能作为我们继续前进的根基了?这是很荒唐的一种理念。但是,要普及一种自己认为正确的理念,绝不是逢人慷慨激昂一番便能完成的。
1992年,我在北京有一段文化活动,发现工商学界许多知名人士依然大多是这种理念。就是在那时候,我不期然产生了制造深水炸弹的想法,觉得要算总账算老账,一事一论总是管中窥豹,说不清。第二年春天回到西安后,我整理了自己此前的写作与工作,便开始着手筹备帝国写作了。此前,我曾经写过一部书,《金色的农业帝国——中国古代经济法治史》。虽然,因为种种原因,这本书没有正式出版。但是,它对于我相对系统地认识中国历史,认识秦帝国历史,起到了奠基性的作用。没有那样一次80余万字的学术梳理,我肯定不会满怀信心地走进另外一个领域、以另外一种方式去展现这段历史风云。
记者:作为在陕西生活多年的作家,秦地人们的精神内涵,生活状态对写作《大秦帝国》有何种影响?
孙皓晖:不是生活多年,我本来就是陕西人,纯正的关中土著(笑)。我生在三原县西阳镇,我们村就在古老的郑国渠畔。关中秦风民俗中,总是悠悠飘荡着丝丝缕缕的古典气息。古墓葬古遗址星散在村村镇镇,不定哪家农舍的猪圈墙就垒上了那一朝代的砖瓦。戴高乐曾经说,中国是一个比历史还要悠久的国家。这句话用在关中土地上,再恰当不过了。陕西人的生活方式里,也渗透着古秦风的特质,这对每一个陕西人的浸染,都是无形的。陕西人的精神性格,或者说地域文化特点,就是古秦风的历史基因。历经两千余年的风雨冲刷,这种基因传承,还是以种种形式顽强地存在着。厚重木讷,拙于言辞,不尚空谈,崇尚苦作,不善交际,生撑冷倔;即或是没文化,即或是穷日子叮当响,家里也收拾得干净整齐,矜持得一副乡间绅士的模样。少年时懵懂,以为天下都是这样子。后来读荀子《强国》篇中的过秦纪实文,说秦地风俗,百姓朴,声乐不流污,服饰不轻佻,不比周,不朋党,官民莫不恭俭敦敬忠信而不眓(没有恶劣风气),古之民也。今日秦人之风,与战国秦风是多么的隐隐相合!至此,我才蓦然明白,今日秦风,原本是古老的秦风留在这方土地上的独特的历史精神烙印。
陕西大地,与秦相关的根基太多太多。王翦的家乡、白起的家乡、郑国渠、秦直道、兵马俑、始皇陵,老内史(咸阳)、老频阳(富平)、老下络(渭南)、老栎阳(临潼)、老县(眉县)、老雍城(凤翔)、老商於(商洛)、老陈仓(宝鸡)等等等等。太多太多的老秦遗风与民间故事,都在秦风的历史海洋里荡漾,对每个人都会形成无形的影响。当然,对我写《大秦帝国》,也是一种久远的深刻的精神影响。
凡有血气,皆有争心
记者:从《大秦帝国》中能看出对秦人精神满含激情的褒扬,而这种评价在民间或者学界都是鲜有的,是什么原因让你对秦帝国有如此高的评价?你认为这种精神气质与当代有哪些联系,又有什么意义?
孙皓晖:最根本的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秦帝国在中国文明历史上的地位。秦帝国是中国文明的正源。更具体地说,是统一文明的正源。自秦帝国开始,中国古典文明最终成型,历经两千余年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所以说,秦帝国时代,只有秦帝国时代,才是中国文明的正源。如果没有一种强大昂扬的时代精神,秦帝国不会有如此伟大的文明创造。这不仅仅是逻辑推理,更重要的,它是历史事实。对于那个时代的时代精神,有典型的两句话可以标示:一是战国韩非子说的“大争之世,多事之时”,二是春秋晏子说的“凡有血气,皆有争心”。
那个时代基本的社会课题,与我们这个时代的基本课题,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主要点是:如何打破旧的生产方式而建立新的生产方式?如何走出人治礼治传统而走向法治文明?如何变革落后贫困的旧生活方式,而建立一种新的生活方式?如何在信仰崩溃的社会风气沦落中,建立一种强大而深厚的族群精神?如何在纷繁复杂的列强大争中,寻求到最为高明的战略变革?总体上说,我们的时代与那个时代一样,都是文明大转型的历史时期。
秦帝国时代的血气大争精神,变法图存精神,是我们的精神母体。今天的中国,非常需要这样的“硬种”创造精神。我们这个社会,极其类似于春秋时代,万物共酿,六合激荡,天下多元,主流不振,一片礼崩乐坏之像,信念危机处处皆是。当下的人文阶层,当下的主流社会,已经普遍丧失了精神力度。真正的以大争精神、原创精神进入各个领域的名士风骨,已经成为很难寻觅的人格化石了。我们在消解崇高,我们在玩弄废墟,我们在欣赏溃疡,我们在飘离美感,我们风华了,我们也沉沦了。
但是,我们充满了希望。为什么?因为这正是大创造时代之前的渐变积累时期,是我们文明历史上即将实现第二次真正脱胎换骨的预备时期。第一次脱胎换骨是秦帝国时代,是我们向铁器文明的历史跨越。这一次脱胎换骨,是我们向工业与科学文明的历史跨越。我们无用的赘肉正在烂掉,我们悠久的脓疮正在破裂,我们新生的肉芽正在顶出,我们既需要雄厚的物质力量,我们更需要强大的精神力量。
记者:你是否想过《大秦帝国》也许会潜移默化地对现在的陕西秦人形象有积极影响,坚毅、果敢、敢为天下先。你认为作家在进行创作时是否应该承担一种精神导航作用?
孙皓晖:果能如此,我是非常欣慰的。真正具有人文精神的作家,他的作品确实应该具有精神导航作用。能否做到是一回事,有否这个意识又是一回事。你说的,我说的,大概都是后者。我们的人文学界,我们的文学艺术界,需要一种传教士精神,需要一批敢于突破传统,并敢于面对真实的风骨名士,去驱散历史的迷雾,去还原我们的精神,去构筑前进的根基。文学评论家谢有顺先生说,现在的文学缺乏一种有世界观的写作。我非常赞同这一评判。我理解,这种世界观的实质,就是一种矗立于社会根基之上的人生大精神。它既可以表现为怎么写,也表现为写什么,更表现为以什么样的精神状态去写作。
风华洗尽的陕西体味
记者:有人说陕西是文化大省,但也是文化“废都”,总是吃祖先的饭,在遗迹上生存,你是如何看的?
孙皓晖:陕西所以是文化大省,根基在于独具优势的深厚的历史文化传统。独具优势是什么?是说陕西的历史文化传统与其它地域的特点不同,集中承载了中国古典文明在所有重大突破时期的历史遗产,每一时期的历史遗产,都具有中国古典文明大坐标的意义。不说小朝代政权,仅仅周秦汉唐四大时代,哪一个时代不是古典文明大坐标?作为长期的古典文明四大巅峰时代的京畿都会之地,又有近代史以来持续增强且颇具规模的文化力量,以及丰厚的文学艺术成果,根基极深的种种非物质文化遗产等,陕西是当之无愧的文化大省。
说陕西是文化“废都”,有些像那句老话,事出有因,查无实据。陕西自唐之后,沦为中国周边文明省份,不再居于文明发展的核心拉动力量。近现代以来,更成为西部落后地区之一。风华洗尽之象,说是“废都”也不为过。但是,“废都”之论,批评的实际上是当代陕西人的生命状态,而决不是历史遗址意义上的废墟说。从这一点上说,这是一种不了解,是一种偏见。陕西人有保守的一面,有缺乏创造性的一面。但是,更有努力克服保守性而力图改变自己的一面,自甘保守沉沦,决不是陕西人的主流,甚至连末流也谈不上。尤其是近现代史以来,陕西的人口结构不断发生着变化,四海南北新的人群、新的生活方式、新的文化经济政治理念,不断涌入陕西,形成了新时期的新陕西人,新陕西人精神。在这种新时代的大融合中,旧陕西的土布色,几乎被搅拌得找不着踪迹了。看看今日陕西,到处攒动着经久不息的变革图富火焰,哪里还有自甘腐朽的“废都”气息?
外地住得长了,可能对家乡的体会更深一些。
记者:《大秦帝国》的出版为何没有选择陕西?
孙皓晖:这没有什么特别原因。《大秦帝国》写作之初,还是1997年之前吧,河南文艺出版社基于以出历史小说为战略品牌的考虑,派人找到我,劝我将电视剧文学本改写成历史小说,写一部他们出一部。他们的主动跟踪约稿,与我的想法不谋而合。另外,又省去了我自己找出版社所必须通过的题材认可等诸多审查环节,就答应了,后来就正式签约了。
在当时,秦帝国是一个有些尴尬的题材。许多人一听说要写秦始皇,就莫名其妙地紧张。如果一家出版社在题材上不认可,一切都是白说。河南文艺出版社,后来又加进了中原出版集团,中间还曾经加入过长江文艺出版社,都对这一题材非常重视。除了知识性编辑,他们几乎不改我的稿子,这是非常难得的。因为我对秦帝国的写作,完全是一种新理念新史观,与时下理念冲突处太多,如果出版社要说这不能写那不能写,这样写不行那样写不行,那就没法写了。我们的编辑冲突只有一次,就是第三部写乐毅辽东练兵,写到了当时辽东的人文地理形势,写到了朝鲜平壤;当时的总编审说不行,要删掉;我举出种种公开研究成果的证据,还是被删掉了。后来,我们达成一致,再版恢复了被删掉的部分,编辑过程不再就内容改稿。所有这些,不是任何一家出版社都能做到的。

秦文明开发是中国历史文化产业开发的旗帜
记者:年初的电视剧《走西口》,让许多陕西人心生不平。陕西的文化产业,在现下竞争激烈的文化市场屡屡失语,对这种现状你怎么看?
孙皓晖:十二年旅居海南岛,也曾经对陕西事情作过一些反思。文化产业的基础,一是文学艺术创作的丰厚性,一是开发理念的合适性。就陕西说,文学艺术创作的水准是毋庸置疑的,可是失之于不够丰厚。陕西是历史文化传统最为厚实的地区,可是基本上没有作家去写我们的文明历史。这与其它历史文化相对薄弱的省份,恰恰成了鲜明对照。近现代以来的历史,有人写,可是大都瞄准的是盗匪、蛮荒冲突之类的风土人情。那些大的基本的需要费劲的历史题材,既没有组织创作,也基本没有个人创作。
要说《走西口》,客观地说,既属于陕西题材,也属于山西题材,谁发现谁先搞,谁就拥有了题材专有权。这如同商标权的确立一样,谁先注册就属于谁。陕西熟视无睹,没有发现这个题材,更没有集中力量发掘这个题材,这符合我们一贯的状态,能说什么?
从另外一个基础说,陕西历史文化遗产太过丰厚,我们的深度开发理念,还没有找到能够充分体现陕西历史文化特点的文化产业的战略突破口。出新不够,总是在古老的说法上打圈子,就发现不了历史文化开发的新路径,文化产品就没有竞争力。具体说,周秦汉唐四大时代,我们的历史文化产业开发的战略重点究竟应该放在哪里?哪个时代是最有开发潜力的时代?可能,我们还没有明确的开发理念。
记者:《大秦帝国》从写作,到影视剧创作,是近年陕西少有的成功范例,你认为如何才能做好陕西的文化产业?
孙皓晖:我有一个总体想法,陕西完全具备了成为中国历史文化产业开发最强省的种种条件。只要理念明确,只要政策措施得当,这一目标完全不难实现。文化产业的根基,在历史文化的开发。只有历史文化的开发,能够赋予自然景观以丰厚饱满的旅游价值。海南的自然景观旅游世界一流,可是由于历史文化的相对薄弱,也由于缺乏对现有历史文化遗产的整合开发,始终处于半饥半饱状态。
去年冬天,我曾经对致力于兵马俑博物馆外场文化旅游开发的一个大型民营企业,题写过三句话:秦文明开发是中国历史文化产业开发的旗帜!秦文明是世界古典文明的绝版!秦文明是中国古典文明的绝版!我想,这应该就是秦文明开发对中国文明遗产开发的意义。我们陕西,应该将秦文明的深度开发作为历史文化产业开发的战略重点。因为,秦文明的深度开发,不但具有极大的文化经济价值,而且对于我们重新认识中国文明遗产,重新发现并确认我们的文明传统根基,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我们要创建新的中华文明,就无法回避一个重大的社会历史需求:我们的文明根基究竟在哪里?我们的文明传统究竟是什么?我们不可能永远地模糊下去。只要一个时代需要回答这个问题,秦文明就是一座被云雾遮盖的巍巍高原,只要你真的迈开脚步,你就无法绕开她前进。
陕西的历史文化所以独具优势,是因为这个地域上集中了中国文明史上所有的重大突破时期的核心历史遗产。面对至少周秦汉唐四座文明高峰,究竟以哪个时期的文明开发为产业战略重点,难免有一种身处文明高原的眩晕感。只要克服了这种茫然的眩晕感,我们就会清醒起来,我们的战略重点也就会明确起来。(陕西日报 2009-04-03 沙莎)
500万言一部文学巨着,240集电视连续剧,完成这样一个浩大的文化工程,证明被称为 “中国人的DNA”的秦人一出手,会大显性格中的“血气”和“争心”。孙皓晖也直言:倾心大秦帝国,就是证明秦帝国时代,只有秦帝国时代,才是中国文明的正源。如果没有一种强大昂扬的时代精神,秦帝国不会有如此伟大的文明创造。这不仅仅是逻辑推理,更重要的,它是历史事实。对于那个时代的时代精神,有典型的两句话可以标示:一是战国韩非子说的“大争之世,多事之时”,二是春秋晏子说的“凡有血气,皆有争心”。
他出生在陕西三原的古郑国渠畔,古老的土地悠远的传说为他的思想镌刻上大秦浓浓的国风;他是获国务院首批特殊津贴的法学专家,却在事业如日中天之时辞去大学教授职务千里迢迢来到海南岛,潜心着书十几年;他而立之年才开始文学写作,但一出手就是让世人惊叹的“深水炸弹”,他用6部11卷504万字铸造了他心中的大秦帝国;在当今的娱乐时代,历史逐渐成为消费品,他用理性光芒为“秦朝崛起”寻找出内在的逻辑,为中华民族的强大溯本正源。
《大秦帝国》开篇第一句话就是:大秦帝国是中国文明的正源。孙皓晖力图再现那个最值得中国人骄傲的、充满英雄主义与进取精神的时代;再现帝国先民们在粗砺简朴的生活方式中本色奋发的生命状态;再现大秦帝国艰难走出旧时代阴影,全力开创新文明的沧桑巨变。在《大秦帝国》小说中我们看到的是一个个变革者可歌可泣的英雄史诗。一句句“赳赳老秦,共赴国难”让秦朝在多少次灭国之虞中坚强挺立,直至一统六国;让多少见口号必称假、脸上习惯性露出不屑笑容的80后、90后热泪盈眶,激动莫名。2008年茅盾文学奖终审评委谢有顺不吝溢美之词:“《大秦帝国》下届(茅盾文学奖)肯定有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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