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访九百年前的祖先坟墓
2014-09-09 17:40:32   来源:秦氏千年史   评论:0 点击:

秦氏千年史(上)》 (全二册) 前言:寻访九百年前的祖先坟墓(之一) & 8231; 香江寄萍踪   我最早的童年记忆是民国三十五年(公元一九四六年)我五岁时的夏天。那时,我们全家去香港避难。我在一艘驶过南
秦氏千年史(上)》 (全二册)  

前言:寻访九百年前的祖先坟墓(之一) ‧

                                    香江寄萍踪  

 我最早的童年记忆是民国三十五年(公元一九四六年)我五岁时的夏天。那时,我们全家去香港避难。我在一艘驶过南海的客轮上,透过舷窗向外眺望。

  我是在香港长大的。中国儿童大都成长在祖父母、叔伯姑婶、堂表兄弟等家族亲属的环境之中,而我却离乡背井,游离于他们之外。我父亲有三房妻室,我母亲一房的儿女当时住在香港,而我父亲的其他子女则留在内地。所以一直到我长大以后很久,我都不知道自己到底有多少兄弟姊妹。

  我父亲秦联奎,生于清光绪十四年(公元一八八八年),比毛泽东大五岁,比蒋介石小一岁。他成长在政治与社会的动盪时期,正处于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覆灭,被一个软弱、不稳定的共和政体所取代的时候。他在二十几岁时便娶了一位苏州姑娘曹月恆。他俩一起带大了六个孩子,三男三女。

  当时的男女婚配是凭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并且讲究门当户对。一夫多妻是相当普遍的事。所以我父亲仍是合乎礼法的。他在和他的苏州美人成亲之后,又娶了一房妻室,名叫许佩华,是他昔日恩师的妹妹。在正式下聘前,他从未见过她。他的一个姊姊曾经代表男家去相亲,认为她「颇有姿色」。但是婚礼过后,当他掀起新娘的红盖头时,却看见一个长了一对小眯缝眼的容貌平庸的女人。不久,他便又回到他初恋的美人那边,而他的元配夫人只好独守空闺了。

  到我父亲和我母亲秦昭华结婚的时候,他早年的两个妻子都已病故了,照中国的说法这叫「填房」。由于我父亲早年的子女和我母亲的年龄不相上下,他们大都不和我们住在一起。因此当我在香港长大时,我只认识我母亲所生的其他子女,以及我父亲前妻的最小的孩子家骅。

  我上的是一所罗马天主教的教会学校。和香港其他这类学校一样,这所学校的目标是把中国孩子培养成英国绅士。我们手裡摇的是英国国旗,心裡仰慕的是大英帝国的荣耀,学着计算的是英镑、先令、便士。当中国的孩子们受着与封建主义、帝国主义残馀进行阶级斗争的教育时,我却在中国的大门口、在做为自由资本主义的最后前哨阵地之一的英国殖民地上,学习着西方的生活方式。

  到我十二岁的时候,我的世界已经缩小到三个人的生活圈子裡:一个生病、爱吵架,而我叫他做父亲的老人;一个他经常与之拌嘴,而比他年轻很多、性格刚强的女人──我的母亲;还有与我年龄最接近的姊姊家德(Priscilla)。我是排行最小的,母亲生我的时候,父亲已经五十多岁了。当时我还不太了解,这个古怪的老人居然曾经是中国宪法的设计师之一,并且为了坚持自己的原则,选择贫困与流亡的生活之路。民国三十八年(公元一九四九年),在中国陷入分裂的前夕,他决定既不拥护蒋介石的国民党,也不拥护毛泽东的共产党,宁愿关闭了他在上海的律师事务所,自动流亡到香港与家人团聚。  

   我父亲在香港度过了他生命的最后十年。他不能从事英国的法律事务,病情日益严重,性格日益孤僻。我们住在一个比较好的地区的一幢三层楼房的租赁房屋裡,与另一家合用一个厨房。我们安装了一套抽水马桶,可是我还清楚地记得运粪工人的吆喝声。他们每晚都来收集邻居厕所中的粪便。我们的邻居和香港的大多数居民一样讲广东话,而我只会讲上海话。我虽然出生在香港,但是却没有一种归属感。这种异域的感觉因我们家的日益贫困而加重着。我们学校允许家境清寒的学生少交一些学费。学费是每月缴纳的,每个孩子所交的数目由教师向全班宣布。我的名字总是排在最后几名,因为我比别的孩子交得少。

前言:寻访九百年前的祖先坟墓(之二) 

                         ‧重履中土   


  我渴望舒适、安全和我从未体会过的故土乡情。当时我并不自觉,实际上我早已开始了我这长达几十年的,对我们家族的历史细节的探索。只是在若干年以后,我才理解这是一种遵循中国最优秀传统的行为。因为在中国人之间,一个最苛刻的评语就是说某一个人「忘本」。 
  我十九岁离开香港到美国,但在我的新居中,同样的异域感在时刻侵袭着我。我知道驱走这种魔障的唯一办法是投入我的过去,而我的过去埋藏在中国的大地上。 
  到了一九七年代初期,中美关係解冻,我才决定回到中国,与那些我没听说过名字的、在许多情况下我并不知道他们的存在的亲属相认。 
  我到渥太华新建的中国使馆去请求签证,儘管我是申请以私人身分入境的,但由于当时我在《纽约时报》(The New York Times)国外新闻部工作,因而使馆以怀疑的眼光看待我的申请。他们告诉我这项申请需要北京外交部批准。后来,我飞到香港向中国旅行社──中国大陆政府在港代理机构──陈情。我提出我有做为「同胞」访华的权利。因为我出生在香港,而照中国的看法,儘管香港由英国管理,但它仍是中国领土。同胞就和外国人不一样,不需办入境签证,因为从理论上说,他们不过是从国土上的一处迁到另一处而已。经过几度交涉,我的申请被批准了。我得到了一份「回乡介绍信」。 
  一九七三年八月一日,我登上了一列经香港边界罗湖镇开往中国的老式柴油火车。这一年我三十二岁。平静沉稳、穿戴讲究的男男女女、外国人和华侨上了头等车厢。因为我是中国同胞,中国旅行社把我安排在三等车厢裡。这裡的男男女女上车时推推挤挤,把行李和孩子从窗口递进去,常常是自己也跟着爬进去,因为狭窄的车厢口已经挤死了。许多人挑着担子,裡边装着活鸡、食品篮和送给内地亲属的其他礼品。车厢裡连站着的地方也很少,我从人群中挤进去,在车厢的最下一级阶梯上站住脚,紧紧抓住了把手,以免掉下去。就这样,我被隆隆的火车缓慢地拖向中国。 
  在边境,我们跨过了一座将英国统治的香港与中国共产党统治的大陆分割开的破木桥,一边飘扬着英国国旗,另一边飘扬着中国的五星红旗。跨过这座桥之后,所有乘客都被带到一间大棚屋裡接受移民与海关官员的查询。 
  对我进行盘问的人不厌其烦地问了我的背景、我的工作、我的亲属和朋友。他让我掏出口袋裡所有的东西。我的一个口袋裡装了我在香港遇到的几个人的名片。盘问我的人对所有这些人都异常关切。他也问到我的父母与我的兄弟姊妹。他把我的回答全都记了下来。然后他又以不同的方式,将同样的问题从头再问了一遍。这次盘问进行了一个多小时。 
  最后他终于认定我不会对中国的安全构成什麽直接威胁,允许我通过了海关。但我带的一些香港报纸却被没收了。 
  和我从香港到边境比较,到广州的旅程是愉快的。这是一列中国唯一装有空调的火车。它行驶于深圳与广州之间,为外国人乘坐而设。我坐在软座上,一路浏览着广东省的绿色田野。扩音器在播放着《东方红》的曲调。这首歌颂毛泽东的歌曲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实际上代替了中国的国歌。 
  最后,当火车驶进广州车站时,扩音器裡传出了感谢乘客们协助本次列车工作人员胜利完成了他们的任务等话语。 
  香港的中国旅行社曾建议我住广州华侨饭店,可是柜台后面的那位年轻妇女告诉我这裡已经客满,并且拒绝把我介绍到另一家旅馆去。「香港同胞一般都住在亲戚家裡,」她说,「我们只接待国外华侨。」我一下子窘在那裡了。我是以同胞身分入境的,而正因为如此,却使我住不进旅馆。我如果坦白告诉她,我实际上是从纽约来的,又恐怕造成什麽麻烦。但我别无选择。于是我拿出了自己的美籍身分证明,并且解释说,我虽然是香港同胞,但是住在美国。柜台服务员的态度登时就变了。她说不但有房间,而且可以选择。最好的每天十美元,有浴室、电话和电扇。我住下了。 
  第二天,我怀着急切的期待,登上了飞往上海的班机,从那裡,我将开始寻找失散已久的亲属。 
  我有我舅舅秦开华的地址。我和他没有见过面。他和我母亲的关係向来不十分密切。他曾经反对过我父母的婚姻,因为他俩是远亲。但在一九七三年,这个舅舅是我和国内全部亲属的唯一联络点。我从街道图上找到他的地址,为了避免招摇,便决定步行去那裡。到门口时,我轻轻地叩打了房门,免得引起邻居们的疑虑。一个只穿着背心裤衩的瘦削老人出现在我面前,原来这就是我的舅舅。我说明我是昭华的儿子秦家骢,他挥挥手把我招进屋子裡。我穿过一个摆了一张木床的阴暗房间,走进一个小起居室。当时正值盛暑,天气十分炎热。我们面对面落坐以后,谁都想不起该说什麽来。最后,舅舅打开了电扇,直冲着我吹起风来,他自己则用一把老式的蒲扇搧着。他把我介绍给他的妻子和他们的十六岁的女儿。 
  在这些陌生人面前我却有一种回到家裡的感觉。我对他们讲了国外亲属以及他们各自的工作等情况。告别以前,我邀请他们次日晚上到我住的饭店去吃晚饭。 
  第二天,我接到柜台的电话,说有客人在大厅等我。我下楼以后发现我的亲属和饭店职员正在争辩着,饭店要求他们每人都要交验身分证,并且要填写一张三联单,说明他们的姓名、地址、工作单位,还有与被访者的关係。在办完这些手续之后才允许他们上电梯到餐厅去。晚饭后,我请他们到我的房间去坐,电梯操作员拒绝让他们上去,说他们没有许可证。在大厅裡,我们被告知只有旅客的父母和子女才许进入房间,其他客人必须在大厅接待。几经交涉,又填了一张表格,我的亲属才被特许上楼。不用说,从此以后他们再也不来看我了。 
  但是,他们在自己家裡欢迎了我。我几乎每天晚上都和我舅舅、舅妈在一起,从他们那裡我了解了许多关于中国和我们家族的事,这些事都是我做梦也没想到的。 
  在离开上海之前,我为我舅妈买了一份生日礼物。我到只对外国人开放的友谊商店,买下一只中国的名牌手錶送给她。我也送给我舅舅一些我带来的小礼品。他回敬给我一隻玉兔。这是他祖父传下来,由他保留至今的几件东西之一。玉对中国人来说,比其他宝石还珍贵。一般人认为玉是避邪之宝。舅舅送给我这隻玉兔,在一定意义上是把他自己的一部分交给了我。 
  我从上海北上到北京。这两个城市形成十分鲜明的对比。上海是使人感到压抑的,只剩下了繁华大都市的一个空壳。在经过四分之一世纪的忽视之后,原来那些西式建筑物已经逐渐倾圮了。北京是壮丽的,长城蜿蜒在城北,广阔的天安门广场位于城市中心。在文化大革命初期,毛主席在这裡检阅了数以百万计的红卫兵;长安街这条建于公元十五世纪的明代的大街,其宽阔足以容纳超过十线车道的交通量。整个城市都给人一种历史感,它是一个古老但仍然生机勃勃的文明中心。 
  这次中国之行虽然短暂,却令我兴奋不已:它标志着我多年嚮往和梦想的实现。我透过此行所了解到关于祖国的知识,比我多年来靠阅读所获得的知识要多得多。更重要的是,它使我产生了一种急于想填补我对家族的空白印象的使命感。
前言:寻访九百年前的祖先坟墓(之三) 
‧乍见秦氏宗谱 
  到第二年,即一九七四年七月,我又一次动身前往中国。这次我参加一个香港旅行团,在毗邻香港的广东省停留一个星期,访问了广州、佛山和中国领导人常常去的夕照温泉。 
  一週之后,旅行团回香港,我则去上海探望舅舅一家。我发了一封电报告诉舅舅我将到达,但由于不习惯发中文电报,竟忘记填写发报人姓名。当我那天晚上登门时,他露出了出乎意料的神情。 
  「噢,是你呀,」他说,我感到他的语气中透着些许失望。「我以为是你母亲呢!」 
  儘管兄妹俩有些嫌隙,可是我母亲多年来对他的心意软化了他,他渴望能再和她见上一面。所以那封未署名的电报到达后,他便费了很多心思,买来酒、鸡和其他难以买到的食品,准备举行一次家宴以庆祝他们的团聚。 
  吃过晚饭,我提议和他下一盘棋。我知道他是爱下棋的。下完一局之后,他靠在椅背上瞧着他的妻子,略带几分感慨地说:「我做梦也没想到,昭华的儿子会来和我一起下棋。」 
  舅舅和我母亲再见一面的愿望终究没有实现。次年,舅妈写信告诉我,他因肝病逝世了。在失去了我和故土的这一联繫之后,我急于要找到生活在中国的异母兄长。我向异母姊姊家娟(Margaret)探询,当年我们迁到香港时,她还留在大陆。她现在和丈夫何品衡定居于台湾。她给了我一个叫毛训询的上海人的地址,说可以写信问他。我给毛先生写了一封信,告诉他我是谁,等了几个月也没回音。过了一年我才知道,这个人已经死了。他的妻子一无所知,提供不了任何线索。 
  一九七六年一月八日,周恩来总理在长期患癌症之后逝世了。他的病故使全国陷入悲痛绝望之中,终于在四月五日爆发了天安门事件。过了五个月,毛主席于九月九日逝世,几週后,他的妻子江青和政治同僚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以组织了「四人帮」篡夺权力的罪名被捕入狱。 
  此时,我已从纽约调到香港。我身为《亚洲华尔街日报》(The Asian Wall Street Journal)的记者,经常前往中国。因为工作的关係,我得以随时赴大陆和台湾採访。一九七八年底,我去了一趟台湾向家娟和她的丈夫品衡话别,他们已决定移民到澳洲去和女儿团聚。他们的女儿嫁给了澳洲一家餐厅的老闆。有一天晚饭后,家娟拿了一个装满旧书的大塑胶袋,从后面的房间裡走出来,一面交给我,一面说:「我保存的时间不短了,该是交给你这个儿子的时候了。」 
  袋子裡装有父亲在一九五九年去世时留下的书籍和文件,是他少量遗物中的一部分,由家娟收藏了二十年。我小心地打开了塑胶袋,注意到裡边的三本书,其中两本是印有父亲当国民大会代表时的姓名和照片的国民政府官方刊物。 
  第三本是老式的宣纸印刷的线装书,封面印的书名是《锡山秦氏宗谱》。 
  我拿的这本线装书记载了我家三十几代祖先的名讳,绵延九百多年,上溯到公元十一世纪的秦观。我父亲和我母亲出于同族,都是这位宋代(公元九六~一二七九年)着名大词人的后裔。从我父亲这边计算,由秦观到我共传了三十四代,而从我母亲这边计算,则是三十五代。 
  当无锡秦氏家族的谱牒刚交到我手裡时,我还没有意识到,这些谱系之书在今天该是多麽的珍贵。不久,我才发现,即使在过去的年代裡,也只有名门望族才有历代宗谱传交下来。 
  宗谱给本族成员灌注了以家族为荣的心态。如果家族裡出一大富大贵之人,他的亲属几乎都能蒙荫受惠;同样地,一个人如果失势被黜,全族都要受到牵连。 
  过去曾有因一人获罪而全族受戮之事。最重者,则遭到诛九族──即其本人、父、祖、曾祖、高祖、子、孙、曾孙、玄孙,连同他们的兄弟姊妹与配偶、后裔──的严惩。事实上,诛九族是指灭其高祖以下、玄孙以上的满门大小。清初学士庄廷铁修《明史辑略》,中多触讳之语,遭人向朝廷告发,遂成大狱。当时廷铁本人已死,诏发墓焚其骨。其弟庄廷钺被戮,家产抄没,其父庄允城病死狱中,并且累及其他学士的家族。凡作序、校对、刻印此书和买卖此书者俱斩。受牵连而死者七十馀人,其馀家小妇女被发配边疆。 
  中国大多数人就和西方人一样,只知其亲生父、祖等直系长辈,而且,即使是有谱牒的家族,也鲜少能追溯到二、三百年以上的。 
  修宗谱是需要做很多组织工作的。每个家庭都将其男性成员的生卒年月日记录下来。女性成员的生年在册,但因女儿不能传宗接代,故记载从略。而我家自祖父这一代起,宗谱栏目裡还记有女儿的名字及其出嫁的人家,但不像男人那样详述其生平。唯一例外是关于「节妇」的记载,一般均为早年丧夫,或甚至婚前丧夫、尽其馀生孝敬父母的孀妇。 
  本族各家为宗谱提供生卒婚嫁的资料,而生平事迹一般都是相当简略的。其中包括:名,为某某之子孙,字与号(自取名,前者反映其本人的志趣,后者反映其身分和行谊),功名,官阶赠衔,行谊,着述,生卒年月日;妻室姓名,为某某之女,籍贯,赠衔,生卒年月日;子女数目(男嗣记名字、生母,女嗣不记名字,仅记生母、夫家姓名及出身);夫妻葬所。 
  载入宗谱的男子意味着已被本族接受为其中一员,至于那些被认为有辱家族的人则被除籍。一个有趣的事例是秦起。他是早期共产主义运动的组织者之一,也是民国十六年(公元一九二七年)蒋介石在上海进行反共清党时,在无锡处决的七人中最重要的一人。他的首级被割下来,挂在城牆之上,用以恫吓群众,不得参加共产党。由于他没有列名在我们家族的宗谱上,而这套宗谱就在他死后仅一两年时才做过了修辑,所以我不清楚自己和他是什麽样的亲属关係。下令处决秦起的却是秦毓鎏,也是秦氏家族的一员。他是国民党的要员,曾经追随孙中山组织过反清运动,也是本族宗谱最后一版的主要编纂者之一。 
  潜心修谱不仅反映一种家族的自豪感,也反映对中国文化与文明的一种自豪感。在公元十九世纪,当中国一再被西方列强欺凌,大部分国土被欧洲各国瓜分,成为它们的势力范围时,中国人民的自豪感也就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有鉴于他们的国家如此落后,中国人从盲目自满之中觉醒了,许多具有革新思想的人转而求助于西方的科学、民主思想,来医治中国的病症创伤,传统的价值观念被抛弃了。于是宗谱被认为是一种封建主义的残馀。一九四九年,中国共产党取得政权之后,这种维繫谱系的古老做法几乎消亡殆尽了。 
  许多留存在私人手裡的宗谱,在文化大革命中散失了。年轻的红卫兵在毛主席的「除四旧」──旧文化、旧习惯、旧风俗和旧思想──的号召下,把他们认为是原剥削阶级的残馀物品一概付之一炬。许多人因为怕遭到迫害而把祖传的谱牒销毁了。这些损失不论对个人还是对国家都是无法衡量的。西方的藏书家在一九三年代到四年代曾经搜集到许多这类文献,所以今天美国有名的大学都藏有相当数量的中国宗谱,其中有一些已在中国找不到了。 
  我们有许多家史材料也因文化大革命而销毁或散失了。一些族人因为害怕狂热的红卫兵发现他们保留的祖先照片和宗谱,就自行将之焚烧。但有一位亲属冒着被政治迫害的危险,保存了几页详列本族最近几代情况的材料。我就是从他那裡得到了我父亲和我祖父的家传。  我的祖母着有《明秋馆文集》、《明秋馆诗集》两卷诗文,她的所有子女都存有抄本。文化大革命之后,除了其中的一卷保存下来成为孤本之外,其他都下落不明了。这个孤本就是我这位族兄避开红卫兵珍藏下来的,后来他热情割爱,送给了我。
前言:寻访九百年前的祖先坟墓(之四) 
‧踏上寻根之路(之1) 
  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十五日,美国宣布承认北京为中国唯一的合法政府,并决定撤销对台北的国民党政府在外交上的承认。 
  我和其他十几名大都以香港为基地的美国记者一起,在该年十二月飞往北京,报导中美正式建交的新闻。过了五个月,中国允许四家美国报纸──《华尔街日报》、《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The Washington Post)和《洛杉矶时报》(Los Angeles Times)──开设办事处。我被《华尔街日报》选派为驻华记者。 
  我在一九七九年六月飞到北京,在中国首都最高的、十八层楼的现代化建筑物──北京饭店的一个房间裡设立了《华尔街日报》办事处。这是一个令人兴奋的时代,中国正处于戏剧化的变化之中。人们长期被压抑的情感爆发了,街头出现了非官方的出版物和大字报;毛氏的一些最神圣的教导被更正了,政府签订了几十亿美元的商业合同。在我做为一名记者,报导着中国数十年来最重要的阶段的空馀时间裡,我也在从事着个人历史的发掘──打电话、写信、会见一些人。每一次接触都给我一个新的激励。我甚至见到了曾遭受毛政权迫害、在监狱裡蹲了二十来年的我的两个同父异母的哥哥。他们于一九七九年秋获释,是邓小平开明路线的受惠者。 
  当我开始对过去进行探索时,并不知道自己要寻找什麽,因为我不了解究竟有些什麽材料留下来。在一位中国目录学家的建议下,我检阅了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东亚图书馆所珍藏的中国善本书,终于发现一套刊于清穆宗同治十二年(公元一八七三年)、十二卷本的我家宗谱,其中载有本族重要成员按时代顺序排列的传记。最精彩的一卷是公元十一世纪宋代词人秦观的年谱。这套宗谱大约每五十年修辑一次,最后一版是民国十八年(公元一九二九年)完成的。我得到的一版是十七卷本的一部分,又花了我七年工夫才把这套宗谱找全。当我读到我那从未在无锡住过的父亲,竟然也参加了这套宗谱的编纂工作时,我多少有些意外,多麽牢固的家乡观念啊! 
  当我被介绍给住在无锡的那位族兄(广义的族兄,泛指同宗同辈而年纪长于己者)时,我了解到关于本族更多的情况。原来,这位叫秦志浩的族兄是我仍然在世而血缘最近的远房亲戚。我们是共五世祖的四从兄弟。在中国,同出于一位高祖的三从兄弟是画分近亲与远亲的界限。远亲不参加弔丧,而在「五服」之内的亲属──包括三从兄弟──是应该服丧的。透过这位性格沉稳的七十来岁的族兄,我发现我们的家族虽然大大地没落了,但是在文化大革命前,甚至在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还仍然在名义上存在,并为政府所承认。 
  在中国的旧社会日子裡,几乎所有大户人家都有自己的祖宗祠堂,一个保存宗谱与合族按时令祭祀先祖的地方。我本想去参拜一下公元十六世纪建于第六箭河畔的秦氏祠堂,但像第六箭河这样的河道现已荡然无存。族兄志浩告诉我,早在民国时期这条河道即被填平,改建成无锡市东西向主要街道之一的崇宁路了。现在他就住在这条街道上。据他说,过去这条街道上住的人几乎全姓秦,秦氏祠堂就是毗邻他家的这幢大房子。 
  我围着历代秦氏族人祭祖用的这幢建筑物转了一圈。它的面积很大,比附近的房子要大一倍多。旧时,一跨过门槛就会看见一座大型的木製牌楼(牌坊),上面写着「淮海宗祠」字样。牌楼两边各放一块抱鼓石(支撑框柱的石构件,略呈三角形,斜边为一条由多个圆弧组成的曲线),佐以两根木柱,以表现出稳定和坚毅的气派。再往裡去又是一道由一对石狮拱卫的大门。 
  现在从外形上已看不出这幢房子的原来使命了:裡面已经住满了十几户人家。但是在室内的橱柜和其他家具的后面还有一些刻字的石板依稀可见。由于住户们在它们上面涂了油漆,文字已难以辨认。在一个角落的牆壁中,镶有一块纪念一个并非秦姓、名叫王野舟的人的牌位。他原是一名地方官吏,在约二十三代以前,与首先在无锡附近定居的秦氏祖先结识,并将其三女之一许配给秦氏祖先。由于王某无嗣,秦氏家族便将他奉为远祖之一,予以祭祀。 
前言:寻访九百年前的祖先坟墓(之五) 
‧踏上寻根之路(之2) 
  经过岁月的侵蚀和文化大革命的浩劫,这座祠堂原来的一切布置,包括木製的祖先牌位、陈旧的画像,或是那两顶我祖父使用过的轿子,都已荡然无存。我环视了各家的家具用品,希望能发现一些遗物。结果什麽也没找到。 
  回到北京,我常到中国最大的图书馆──北京图书馆去。在那裡,我发现了迁移到中国其他地方去的秦氏家族支脉的宗谱。我还发现了住在无锡的家族成员的大量作品,辑成各种各样的诗文集。经常陪同我到图书馆去的是我的中文老师,一位名叫林正忠的斯文学者。他帮我译释文言材料。由于影印不是总能办到的,我们花很多时间坐在光线不足的阅览室裡吃力地抄写材料。连我的司机小于也主动参加了抄写,他还到书店帮我寻找对我可能有用的图书。 
  从一九八四到一九八六年,我还花了很多时间埋头在藏有明、清两代约一千万册典籍的中国第一历史档桉馆裡。在这裡,我找到了本族成员写给皇帝的献诗,以及涉及本族官员的敕旨和奏摺。 
  多亏我的司机的发现,我注意到上海《文汇报》刊登的一则新闻(一九八二年七月二十六日第二版)──宋代词人秦观泗泾支脉后人的宗谱在上海郊区一农户中被发现。 
  这使我很高兴,即请住在上海的亲属去查访。我无法亲自跑一趟,因为我是外籍人士,尤其是记者,未经许可是不许去中国乡间的。碰巧正在这个时候,我的老朋友、电影製片人孙小玲发现上海供奉的城隍是秦观的八世孙秦裕伯,那裡还有一座他的庙。 
  我随即飞往上海,发现原来秦裕伯是属于泗泾支脉的。《泗泾秦氏宗谱》裡有他的一幅画像和公元十四世纪时他与明太祖的往来信札。秦裕伯死后被皇帝敕封为上海的城隍。后世传言他曾拯救过当地黎民,并惩治了杀人凶犯。我在上海旧区参观了他的庙,但失望地发现,这座庙宇于一九七二年重建后已改为一座百货商场,原来供奉在庙内的他的塑像已无了踪迹。 
  在上海的时候,我从亲戚们那裡得知:另有一人也在追踪秦观及其后裔的历史。此人名叫朱熙元,是秦观故里高邮的文化官员。我给高邮县打了电话,经过一番周折终于找到他。他告诉我,他曾到过全国各地的图书馆翻阅文件、研读古代碑文、查访墓地,以搜集秦观和他的众多子孙的有关材料。 
  我们过了几个月才在上海见了面,是在一天的深夜。在第一次见面中,我坐在他的床上,和他讨论着秦观、他的后裔、秦氏宗谱,以及我在家族中的位置。我感觉他就好像是我们家族的一员似的。原来,朱先生是一个基本上自学成才、专心致志、并且为高邮产生的才子秦观感到非常自豪的人。 
  第二天,我们一起吃午饭时,朱先生告诉了我他的研究工作情况。他去过秦观的儿子秦湛定居的常州,以寻访这位词人后裔的踪迹。在那裡,他遇到过许多祖籍高邮的秦姓农民。他也去过无锡,找到了许多古墓和碑文。 
  他脑子裡的故事多得很。其中之一是说,一个有钱的人想入籍名门,宗族的长者给他规定了三个条件。他接受了前两条:一是要捐献五十亩(约七英亩半)稻田,二是捐助两百石稻米。但第三个条件难住了他:他将被视为本族最小的成员,要孝敬其他所有族人,包括婴儿在内。 
  朱先生建议我正式提出访问高邮的申请,并且说如果我能受到地方首长的正式欢迎,他做我的嚮导就容易多了。我照着他的话去做,我很高兴我的申请得到了批准。当我在政府招待所登记时,朱先生也陪同在侧。出于习惯,我在登记表的访问目的栏裡填了「搜集材料」,朱先生马上替我改为:「拜谒祖居」。 
  那天晚上我受到很高规格的接待;高邮的领导几乎全部出席了欢迎我的宴会。我被当做他们当中的一员,有一种宾至如归的感觉。我睡时觉得暖烘烘的,倒不只是因为喝了当地的烈酒的缘故。 
  第二天早晨,我体验到了现实的另一面。我被领到昨晚饮宴的同一个餐厅,独自一人吃我的早餐。我用餐时朱先生来了,他谢绝了和我同桌吃饭的邀请。从此以后,在高邮的日子裡,我总是单独用餐。我恳求朱先生和其他人陪我一起吃饭均无结果。因为我是个外籍人士,需要和普通人民分开。 
  但是朱先生和高邮的官员给了我各种各样的帮助。他们把我带到称为文游台的一座亭台上,这裡将是拟议中的秦观展览馆的馆址。我登上了一列石阶,一幅不可思议的景象豁然入目:一间房屋的四壁从上到下满是书法碑文,其中包括秦观本人、他的两个弟弟(秦觌、秦觏)和其他宋代学士的真迹。我为高邮当局如此用心地保存了这些碑文感到非常惊异。 
  他们带我乘船驶过昔日的大运河,给我指点了约有一条街见方的区域,当地人仍称这裡是「秦家大院」,儘管这裡已经没有秦姓住户了。 
  我在高邮的最后一天,朱先生赠我一首他所写的诗,以纪念我这次访问,诗中对我这次重游祖先故里甚为讚扬。由此可见中国的吟诗传统直到今天仍在延续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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