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以500万字正本清源 —个有故事的陕西人孙皓晖
2014-09-10 17:06:03   来源:网络资料   评论:0 点击:

 陕西三原人孙皓晖以16年完成了《大秦帝国》(剧本和小说)的创作。500万字的历史小说创造了长篇小说创作之最,近10年的超长出版周期亦令人咋舌,同名电视剧仅拍了第一部便在网上炒红。对此,孙皓晖对家乡媒体道
 陕西三原人孙皓晖以16年完成了《大秦帝国》(剧本和小说)的创作。500万字的历史小说创造了长篇小说创作之最,近10年的超长出版周期亦令人咋舌,同名电视剧仅拍了第一部便在网上炒红。对此,孙皓晖对家乡媒体道出心声——

  大秦帝国是中华文明的正源?

  对于创作《大秦帝国》的原因,孙皓晖是这样介绍的,“上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处于急迫思索时期的中国社会流行‘黄色文明落后论’和‘中国文明酱缸论’两种中国文明的评判理论,对此我持反对意见。1992年,我在北京有一段文化活动,发现工、商、学界许多知名人士大多依然持此两种理念,深感问题大得异乎寻常。但是,要普及一种自以为正确的理念,绝不是逢人慷慨激昂一番便能完成的。就是在那时,我不期然产生了制造深水炸弹的想法,觉得要算总账、算老账,一事一论管中窥豹说不清,1993年我着手筹备《大秦帝国》的写作。而此前《金色的农业帝国——中国古代经济法治史》的写作,对于我相对系统地认识中国历史、认识秦帝国历史起到了奠基性的作用。没有那次80余万字的学术梳理,我不会对那两种流行理念抱有深刻的‘敌意’,也不会满怀信心地走进另外一个领域,以另外一种方式去展现这段历史风云。《大秦帝国》的写作,是一种基于信念的自觉写作,包括形式选择都是自觉的。选择文学艺术形式,是基于两方面考虑:一是深感正统史学论著的形式太枯涩,影响力苍白;二是中国民众历史意识的形成,多受高质量的文学艺术作品影响。因此,我认为只有借助好的文学作品先形成普遍思索某一问题的社会土壤,人们才乐于接受更为深入的讨论。我宁可先做土壤功夫,而不想在贫瘠的土壤强行播种,所以才会有《大秦帝国》电视剧文学剧本的创作。但是,由于电视剧本身的局限许多意蕴深厚的东西无法表达,这是我无法接受的痛苦事实。恰好,河南文艺出版社一直关注此事而寻觅到我,建议将《大秦帝国》写成长篇历史小说,于是有了后来的写作……”

  我清楚它的历史品格

  孙皓晖谈到,理论研究曾是他长期从事的职业,也是自己的兴趣所在。他曾先后在西北政法大学和西北大学工作。“这两所学校对我都很有意义,尤其是后者。在写作《大秦帝国》之初,西北大学还给了我一段创作假专事写作。但是,创作假期满后,我还远远没有完成《大秦帝国》的剧本创作,而小说还没有动笔。如果没有一个能沉下心的写作场,《大秦帝国》的剧本和小说创作肯定会流产。西大曾完成了我的精神再生,使我锤炼出自己真正的目标。对于那一方人文土地,我永远抱有深刻的敬意与感谢。我无法任课,也无法承担专业研究,留在学校自感不便,于是就漂离了。”写作500万字的历史小说不仅仅是挑战自我,同样是在挑战读者和市场,是如何考虑的?“最初的设想是用五六年的时间写100余万字。但是,越写越深,也可能是越来越深切地体察到写下去的意义了。之所以能坚持下去,是因为我清楚地知道它的历史品格所在。我对自己在理论上发现问题、研究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和自己的文学表现力是充满自信的……”这样,就跋涉过来了。  

  旅居海南囚居自我

  当年为什么到海南?很多人经常问起。孙皓晖说自己的回答只有一句话“海南没有人理我”。西安的文化圈子太大,汪洋恣肆波澜涌动,你即或不主动卷入也有时时被卷走的可能。在这一点上,海南要相对好许多。只要你没有写作之外的企图,不主动伸展欲望,自己安于囚居状态,就没有人来干扰你,就没有一种力量能将你卷走。“我在海南,一直是旅居状态,没有进入任何体制单元。除了偶然应邀参加一些专业讨论会,也没有兼职差事。我觉得,还是旅居状态更利于保持一种精神。秦帝国是一个强劲昂扬的时代,要写这个时代,要做关于秦文明的事,不铆足心劲就会滑脱。” 在写作《大秦帝国》的16年中,孙皓晖一直是作坊蜗居。所谓孤独或寂寞,对于在历史海洋中潜水的他而言是不存在的。日子每天安静匆忙地滑过,生活的必须环节和工作的必须进展,完全融合在一起。历史人物、历史事件纷至沓来,常常觉得脑子还是不够用。没有时间孤独,也没有时间寂寞。《大秦帝国》写完后,尤其是电视剧传播开后,他的平静有所打破。但是,他还是努力地调整,尽可能回到相对宁静的精神状态,去继续工作。“对于长时间的研究与写作,任何技术性的准备都是次要的,或者说,无论多么细致的准备,临阵永远都会显得不足。书到用时方恨少,我是体会得太多了。”孙皓晖说,“最重要的是你是否真正进入了长期鏖战的精神状态,准备好了为一件有意义的文化工程耗去一生最丰茂的时段,甚或直到生命的终结?这,才是真正最重要的,起决定意义的。”

  历史小说思想力决胜

  谈及自己,孙皓晖说他很普通,有很多缺点。在写作《大秦帝国》的16年里,他的精神世界真正的成熟了。从历史沧桑的严酷更替里,他对社会、历史、人生,都有了相对“积微篇”。《积微篇》告诫人们必须抛弃好大喜功的不做小事而只等大事的坏毛病,要认真地每天做事,才能真正达到大功境界。有朋友说,那是教训小青年的,我们上年龄的人是另一回事。孙皓晖说:“我不这样看。应该说,正是荀子的积微篇,让我有效修正了自己的做事方式,树立了可行又实际的专业目标。我是一个力图不断再生的人。从灵魂深处,我完全理解凤凰涅    的精神。” 

  孙皓晖说他始终认为,无论任何写作,都是一种完成精神流动过程的劳动。写作的根基在精神的力量,尤其是重大的历史题材的文学写作,精神力量几乎是决定性的。许多人一说历史小说的写作,总是立足于文字功夫、叙述手段等等。“我不这样认为。农谚‘收不收在水,收多收少在肥’,叙述手段等应是历史小说的‘水’,没有水,你就没有作品的生命形式。精神力量,则是历史小说的‘肥’,你能长多高多大,取决于精神力量的高下。历史小说的第一功力,应该是思想力。每个历史时代,都有强大而深邃的历史人物,一部以展现他们的风云功罪为内容的作品,如果作者的思想力量达不到称量历史的强度,肯定只有‘水’的故事,没有‘肥’的力度。”孙皓晖介绍说,《大秦帝国》中大的历史事件、重要的历史人物、重大的历史结局都是建立在事实之上,为了集中表现历史精神把战国四君子的出现时间作了些调整;增加了像商鞅的红粉知己白雪、秦国里正等一些民众人物。适当的虚构与调整,是文学艺术的权利。作为历史小说,该书从基本面上讲是距离历史真实最接近的作品。

  对于记者是否会再书写其它朝代历史的疑问,孙皓晖感叹说;“可能是没有时光了。一代人,只能做一代人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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